钱伟长：即使在最艰难时期，依然乐观向上
钱伟长（1912.10.9—2010.7.30），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，著名的科学家、教育家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。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，后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，并于194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。1942年至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工程师。1946年回国，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清华大学教授、副教务长、教务长、副校长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1983年后历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，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，上海大学校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务。
钱伟长是一位通澈的爱国者，一位通达的科学家，一位通识教育家，一位通才跨界者。他把自己的前途深深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中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。正是这种大气魄、大格局，才造就了这位著名科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的大成就、大智慧。
通澈：爱国者底色
1912年，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，尽管家境贫寒，但钱伟长从小勤奋好学。1930年他以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目睹国家危难、日寇入侵，他立志为国防建设作贡献，决心弃文从理，毅然转入物理系学习。1939年8月，钱伟长与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生，1940年1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，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，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，他们非常愤怒：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！他们绝不接受敌国签证，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，第二年夏天才重新赴加拿大学习。
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师从著名应用数学家辛格。1941年，年仅28岁的钱伟长仅用50天便与导师共同完成论文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，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“钱伟长方程”，爱因斯坦称赞“是钱伟长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难题”。1942年底，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担任研究工程师，与钱学森等一起，在世界著名科学家冯·卡门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，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论文。1946年，与冯·卡门合作发表的《变扭率的扭转》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经典之作。
身在异国他乡，但钱伟长牢记周培源先生的教诲：“儿不嫌母丑，子不弃家贫。”他时刻准备用所学报效祖国。在得知国内抗战胜利的消息后，1946年，他谢绝冯·卡门的挽留，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，以“久离家园、怀念亲人”为由，冲破阻力只身回国，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一名普通教授。然而由于薪水很低，往返3个学校的教学还是让他的五口之家入不敷出，只能借贷度日。他曾回忆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回去。虽然回国后，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。”
1956年，钱伟长参与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，即“十二年科学规划”，他提出的专业计划包括原子能、导弹航天、自动化、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等，唯独没有自己的专业：力学和应用数学。面对“钱伟长怎么不要自己专业”的质疑，他说：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”
通达：科学家本色
科研创造是他生命的本色。1947年钱伟长针对受均匀压力的固定薄圆板，用中心挠度为摄动参数导出摄动解，发明了流传于世的“钱伟长方法”。195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，后来又与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。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力学工作者。他研究提出的有关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参数摄动解法，被国外学者广泛引用，并称之为钱氏摄动法。195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。1964年，钱伟长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，导出壳体的非线性方程，广义变分原理享誉世界。作为理性力学的推动者，1979年为促成中国力学学会成立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，钱伟长亲自担任组长。专著《穿甲力学》获199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。钱伟长还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，先后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、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，进入美国名人录、英国剑桥名人录等。
钱伟长生前说过：“即使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没有倒下，依然乐观向上。”1958年至1966年，钱伟长编写了约600万字教材，审稿约300余件，艰难条件下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将科学成果贡献给国家，成为爱国的“无名英雄”。
“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，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，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。”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，正如钱穆先生所言，这种精神和力量不是别的，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。
通识：教育家角色
钱伟长自身得益于家学传承，受益于文理融通，是“宽口径、厚基础、强能力、广适应”复合型人才的典范。他非常重视通识教育，倡导人文教育、和谐教育、体育和美育。“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，是一个爱国者，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，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、道德品质高尚、心灵美好的人；其次，才是一个拥有学科、专业知识的人，一个未来的工程师、专门家。”1977年以后，他赴祖国各地作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，提倡科学和教育，宣传现代化。1983年，古稀之年的钱伟长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，又回到他最热爱的教育事业。他倡议的“拆掉四堵墙”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。一是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，以密切学校与社会和企业的联系，进一步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；二是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，主张高校既要办成教学中心，又要办成科研中心，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开；三是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，强调学科交叉，夯实基础，淡化专业，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，立足培养复合型人才；四是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，认为“教”虽有指导作用，但毕竟是外来因素，“学”才是内在因素，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，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，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，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，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。
以国家需要为导向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、以优良传统道德为核心的道德教育、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三观教育贯穿钱伟长的德育思想。他强调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，应该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条主线，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。“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”他将上海大学的校训设定为“自强不息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通才：跨界者特色
钱伟长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从文科到理科，从力学到应用数学，从物理到教育再到社会活动，他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，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，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卓越贡献，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通才跨界者。其秘诀在于对国家兴亡、社会进步有着深沉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，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做到老”。正如他经常说的：“我36岁学力学，44岁学俄语，58岁学电池知识。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，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，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。”
钱伟长忧国忧民，情系苍生，南到西沙群岛、北到漠河，西到新疆，无不留下他奔走忙碌的身影。他以报效祖国、服务人民、奉献社会为导向，对于知识的吸收和积累不仅仅局限于专业，而是海纳百川，厚积薄发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，被称为“万能科学家”。从1957年后的20多年间，他与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们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：应李四光要求研究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；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、穿甲试验、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；为电缆厂提供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与公式；为人民大会堂眺台工字梁的稳定提出方案；为北京工人体育馆提出网络结构设想和计算方法；为北京火车站屋顶边框强度设计提供计算方法；与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，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。1980年参观福建马尾港时，钱伟长建议在对岸水中堆积卵石，束水攻沙，解决了马尾港泥沙淤积问题；建议用分级提水的方法解决定西地区的干旱问题，提出“以水发电、以电提水、建设灌区、兴办粮仓”的扶贫方案；在甘肃白银和金川新建矿区，明确提出“超产留成，进行原材料深加工，带动地方乡镇经济发展”，使金川变成了河西走廊东段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。钱伟长凭借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汉文化根底，在1985年独创了“钱码”。“钱码”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，为IBM机所采用，并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。
他积极为国家制度建设建言献策，1953年钱伟长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。1980年后，钱伟长相继被选为民盟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和《辞海》副主编、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等。
“从义理到物理，从固体到流体，顺逆交替，委屈不曲，荣辱数变，老而弥坚，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，无名无利无悔，有情有义有祖国。”这是2010年钱伟长当选为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时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，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（来源：《学习时报》 2021-08-18 A6版）